第479节
这样的改变，是大败之后，痛定思痛，不得不做的改变。但是，这也意味着，辽军的战略战术，趋于保守，自动把自己代入守方。
另一方面，虽然在汉辽关系上，契丹采取了避其锋芒，收缩势力，耶律屋质却向辽帝提出了一个战略，那就是西征，向西面拓展势力范围。
一直以来，辽国的统治核心区域，一直在东北部，与过往的草原霸主所不同的是，对西域却没有更深的开拓。
按照耶律屋质的建议，辽国向西发展，既可夺取土地草场，丰富人口，还可掠西部部族以肥其身。更重要的，若能侵入西域，乃至扼断河西走廊，那在将来的汉辽战争中，可供辽国选择的余地会更多。耶律屋质也不愧是辽国上层中少有的有识之士，这是着眼于将来了，大汉这些年在西面的开拓，可是瞒不过明眼人的。
对此，耶律璟是持认同态度，南面大汉其势正盛，不可与之争锋，但西面的势力，于大辽铁骑而言，又算不得什么了。
西进的国策虽然定下，但却视为绝密，只有少数辽帝信得过的文武知晓。一者，以辽国的情况，在短时间内无法组织起一股足够强大的西进力量；二者，辽国若西进，汉军也必有反应。
因此，在正式启动前，辽国需要做好更充足的准备。这就不得不说刘承祐派李万超收复河套、重建九原的决策了，这不只巩固边防、拱卫河西，还影响到了辽国的西进。
不过，这些都难影响到辽国的战略决策。这三年间，辽帝耶律璟出巡的次数多了，而其中向西的狩猎活动就有三次。
而耶律屋质，在向耶律璟提出最后一条进策后，就在乾祐十三年春，伤情恶化而亡，给杨业的功勋上又添一道光彩。从高模翰、耶律琮、耶律挞烈再到耶律屋质，一场大战，使辽国应历初年的名臣大将，足足殒落了四员。
耶律屋质之死，对于辽国而言是个巨大的损失，其威望之高，功勋之重，堪为辽臣第一人。对于这个扶立自己，辅弼自己的良臣，其逝去，耶律璟十分悲痛，最终给他以极其崇高的后事尊荣。
从整体来看，辽国外部的环境可称良好，恶劣的内部情况也得到改善，逐渐趋于安稳。但是，其内部仍存隐忧，持续了三十年的皇位承继矛盾，不是一场血腥清洗就能解决的。
三年前那场叛乱，虽然解决了一大批的政敌，使得耶律璟个人权威大涨，但皇室内部的矛盾并未消除，并且血腥的杀戮，让很多人与耶律璟离心离德。最重要的，是作为核心统治集团的内四部族力量遭到了极大削弱，这是个不小的隐患。
同时，这些年中，辽国所控制的漠北诸多部族中，也发生了几次动乱，虽然都被迅速被扑平，也证明其对下属仆从部族控制力的下降。甚至于，东北的女真族，都有使者穿过重重阻碍，到东京向刘承祐朝拜，虽然并不能代表整个女真部族，对大汉而言，却也是个不错的征兆。
更让耶律璟糟心的，是其兄弟，耶律德光一共五个儿子，除了幼弟耶律必摄比较踏实恭顺之外，都不怎么安分。
三弟耶律天德早年因为参与对耶律阮的叛乱被杀，二弟太平王耶律罨撒葛在他继位之初就因为谋反被流放到西北招讨司，耶律喜隐造反时，就曾联络耶律罨撒葛，希望能联合他，共谋大事，并允诺将漠西地区封给他。
只是被果断拒绝了，同时还回信痛斥之，有一点耶律罨撒葛还是很明白的，兄弟相争，那还局限在耶律德光一脉，皇位不能容许旁系窃据。
不过，趁着耶律喜隐造反的机会，耶律罨撒葛还真在西北控制了一定的势力，待乱事平定，对于耶律璟而言，这个弟弟又有让耶律璟头疼了。
还有一个就是安平王耶律敌烈了，他与耶律喜隐那些人，牵扯有些深，虽然最终没有实质上的参与，也让耶律璟颇为不满。对于几个兄弟，耶律璟实则是很看重的，存有不小的期望，然而一个个都惦记着皇位。
另外，在战后的恢复中，辽国加大了对渤海地区的掠夺，这也引起了原渤海贵族的不满。自从灭其国后，辽国对于渤海遗族遗民一直采取的是怀柔安抚政策，并逐步消化同化，保留了其贵族的权力地位，几乎尽收其地其民。
因此，这骤然的压榨，不出意外地激发民怨，到乾祐十三年冬，渤海故地发生了一场叛乱，叛军盛时，达两万之众。不过，辽国经营多年，统治根基纵然不能用牢固来形容，也不是一干渤海遗民所组成的乌合之众能够动摇的。不过两月，就被辽国的东京留守高勋平定。
说起来，经过与大汉那么一场烈度极高的战争，打生打死，对于一些汉族大臣，耶律璟反而采取重用的态度。比如这高勋，因为在辽东击败了登陆的郭廷渭军，将其尽数赶回渤海对岸，保障了辽东的安宁，战后就被耶律璟提拔为东京留守。在用人方面，辽帝有时候还真是有些魄力的。
而经过那么一场叛乱，辽国也不敢再对渤海故地行压榨政策，也顺势安抚。不过，通过此乱，也消灭了不少跳出来的敌对分子，而通过前期对其掠夺，财政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从根本而言，这对辽国的统治是有极大负面影响的。
就这样，纷纷扰扰计三年，一直到今岁，辽国上下，才算真正安定下来。但是，因为受创过深，这伤口还得继续舔……
北面事务
对于北面事务，大汉也不是一概采取保守，军事攻势虽然停止，却大搞政治攻势与经济攻势，针对于诸多的少数民族，刘承祐特地成立了一个衙门，理藩院，由陈王赵匡赞负责诸族的延揽管理事务。
东北方向，由于道路阻隔，交通控制，再加辽国有所防备，虽然同室韦、女真、奚人、渤海等族有所联系，但规模终究不大。
而朝廷的重心，主要放在同高丽国的交往上，这三年间，双方往来密集，政治上的联系日趋紧密。高丽王王昭，对朝廷十分顺服，几番遣使入朝，进贡学习，并延请朝廷派人指导其制度建设。对此，刘承祐派了不少博士、僧侣、道士东渡，当然也有些官吏。
这几乎是一场政治扶贫，自从平定叛乱后，高丽王权威大涨，改革的阻力也迎刃而解，再加上，扯着大汉的虎旗，其改革已大见成效。等到乾祐十五年，高丽国已是内部矛盾得到控制，功臣、贵族的弊病得到改善，王权得到强化，国力也逐渐迈向开国以来的顶峰。
对于高丽国的情况，刘承祐也有所关注，就刘承祐本心而言，或许并不希望看到王昭改革成功。然而，个人情感终究不能影响到国家大略，针对辽国，高丽是刘承祐选择的一个得力盟友。再加上，此时的高丽国，对大汉也足够恭顺，并且在对辽之事上，早已取得共识。
另一方面，则在于经济利益，两国之间，每岁通航的海船达两百多艘，两国贸易开历年之最。从中，大汉获取了不少的收益，尤其是大量的铜料自高丽输入。
而在与高丽的交通之中，更东的日本也得到消息，开始组织使者，朝觐中原。
相较于东北方向的平静，西北的局势，则要更复杂一些。首先是定难军，自李彝殷被扣留在东京后，其内部果然产生了分裂。
明眼人都知道，李彝殷是被朝廷强留的，但是，并没有造成定难军上下同仇敌忾、共度时艰的局面。一方面源于朝廷的政治攻势，一方面也因为定难军内部的矛盾，很多人都有意采信李彝殷是留恋开封浮华而舍弃夏绥，不愿西归，在开封享福。
起初，李彝殷在进京前，做好了一些交待安排，重任落在其子李光睿身上。而事实上，这起到了一些作用，在李彝殷不在的前期，李光睿也确实掌控了定难军军政大权。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也就出现了，出在拓跋李氏内部。仅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理由，就可以拿来攻讦，再加上选择性地拿李彝殷的事情来打击其威信，如此一来，矛盾日益凸出，到乾祐十四年，李光睿已经无法彻底控制局面，定难军形成了事实上的分裂。
首先是遂州节度使李彝全，不奉其令，并向朝廷上表，弹劾李光睿，窃取帅位，图谋不轨。紧随其后，是银州刺史李光俨，虽然不似李彝全那般直接，却也有疏离态度。
至此，定难军所辖四州，真正听命帅府的，只有夏宥二州，而完全受李光睿掌控的，也只有夏州了。于定难军而言，更艰难的，是节度使还远在开封。
定难军的分裂态势，固然有卢多逊在背后挑动，推波助澜，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内部矛盾。而其矛盾根源，也在于节度世袭。
拓跋李氏的崛起，关键在于李思恭，那是党项定难军的奠基人，哪怕李思恭已死了半个多世纪，在很多党项人心中，其威名犹在。
然而，李思恭死后，以其子少不更事，承继节度位置的是其弟李思谏。李思谏死后，李思恭之子李彝昌继位，但又因兵变被杀，帅位落入李仁福之手，属李思恭之弟李思敬一脉，一直到如今。
李仁福后是其子李彝超，直至李彝殷，从其世系流转就可知，定难军的传承隐患很大。李彝殷若在，以其二十多年在位的掌控能力，足以弹压。
然李彝殷不在，李光睿一则威望不够，二则无朝廷敕书，老辈的事情，历史的遗留问题，就都可以拿出来说道了。
也就是李彝殷在夏州打下的基础足够深厚，否则李光睿能否守住夏州的基业都是问题，很有可能在反对者的力量下被驱逐。
事实上，卢多逊就曾汇报，遂州的李彝全联络他，希望能取得朝廷的支持，驱逐李光睿，使夏州真正归附朝廷。然而，其小心思，哪里能瞒过朝廷，给出的反应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当然这也算表明态度了。
对于定难军如今的形势，就朝廷而言，已经满意了，内部分裂纷争，却也没到同室操戈的地步，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完美。
事实上，倘若定难军真的内战了，于当下的大汉而言，反不是好事，那很可能影响到整个西北局势。不过，他们也暂时没有内战的基础，外有朝廷的把握，内部则是夏绥银三方互为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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