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8节
赵德芳表情严肃地静听着，不由道：“不是还有三叔吗？”
赵匡胤摇了摇头，再度叹息：“所忧者二，恰恰是你三叔。你三叔是有大志的，功名心重。论聪明才智，他远胜于我，若得机会，必然能成为留名青史的一代相臣。
但他心思太杂，又太汲汲于功名，虽然老谋深算，但近些年，却是越发急躁了。
今夜与他一番交谈，我更加担忧，以他如今的心态，面对眼下大汉的政治局势，很可能会跌跟头，甚至是万劫不复……
他主意坚定，我是劝不住了，也没法规劝，倘若有事，只怕你们兄弟也会受到牵连！
因此，你要记住，只要陛下在位一日，便要与你三叔，尽量保持距离，他的事，不要参与。
如此，即便有什么差池，我这辈子的打拼，或许还能保全你们兄弟……”
“你入仕也有些年头了，等我死了，找个机会，也外放为官吧，在地方上，也能远离朝廷的纷争，保全有用之身。还是那句话，陛下在一日，就不要回京……”
听赵匡胤这番不厌其烦，谆谆教诲，感其言语中的凄怆之意，不知觉间赵德芳已然泪流满面……
形形色色
朝廷从来都是是非之地，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始终不休。只不过，在这个权力场中，刘皇帝永远是核心，但政治重心却在时时变化，随着高官重臣的变迁抑或大政方针的变动而变化。
流言蜚语，往往是伴着政局变化最普遍也最廉价的东西，而在过去两月之间，朝廷内外的讨论主题毫无疑问是刘皇帝所提议的税制改革。
虽然刘皇帝是问题来源，但没人敢直接针对他，于是各种难辨真假的蜚短流长，便围绕在实际主持新制筹及各项推行准备工作上上的李昉。
而李昉，相比起其他角色，怎么看，都要好“欺负”些。更可喜的是，由李昉主持的新制改革，一直进展缓慢，在犹犹豫豫总结旧制积弊的同时，对于新制的构建上迟钝滞后，如此值得攻击的地方就更多了，理由也更充分。
如果说刘皇帝强硬的意志，让人不敢直接对抗的话，那么通过针对执行者，便成为了一个可行的办法，简单有效，进退自如。
而最为关键的是，到目前为止，李昉在改革上的表现，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疲于奔命，受困于争执与纠纷，有如泥足深陷，挣扎不已，又没足够的威望与过人的魄力去破局。
别的且不提，快两个月了，关于新税制的一些细则问题，仍在商讨，难下定论，研究详细、考虑全面是认真办事的态度，但过于重视一些细枝末节，而忽略了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有效地推动改革进展，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扯皮与麻烦之中。
而当刘皇帝都表露出不满之时，那李昉所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更大了。历代政策改革的执行者，最顾忌的并不是来自里里外外的掣肘与对抗，而是来自皇权的支持。
而李昉的表现证明，他并非一个能够担当改革大任的人，而刘皇帝对他的态度同样表明，李昉或许也不是刘皇帝心中所属。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明显了。
这不，又有一则消息从垂拱殿与政事堂开始传播开来，李相公又被陛下责斥了，原因在于新提交的一份财税新制筹议条疏。对于这份难产的奏疏，刘皇帝表现得十分不满，阅览过后，直接给了李昉四个字的评价，事倍功半。
事实上，对李昉不满的各类人中，并不全是基于反对税改的原因，相反是对李昉迟缓犹豫的动作感到失望。任何改革，都有保守派与激进派，税改也一样，实持反对意见的人颇多，但明面支持的人同样不少。
支持的人中，也是形形色色，来源不一，原因不一，并未成派别，但基本的政治态度同样保持一致。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唯刘皇帝命是从者，这些人几十年笼罩在刘皇帝的人权威之下，在刘皇帝的意志下，几乎失去了个人的思想，习惯性地按照刘皇帝的想法来。
还有一部分，则属于大汉统治各阶层中的有识之士，不论勋贵还是官僚，总有一些人的见识超过阶级利益的限制，而谋求更高更有价值的需求。肉食者虽鄙，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为眼前蝇利所祸，而为了国家统治的延续，为了更长久的利益保证，也愿意做些妥协。
而在当下大汉朝廷的官僚之中，也有一大批起于微末，体察过地方民情，见识过民生疾苦的官员，他们更清楚如何通过减少对农民的压榨而靖安维稳，他们知道税改是延续统治生命力的做法。这些庶族官僚，虽然很多人都在朝廷的大染缸中变了色，但依旧有有一批人，保持着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这些人，也是改革除刘皇帝之外最主要的支撑力量。
另外则是，还有一些不在乎改革意义与重要性的官员，他们乐意看到变革的发生，并积极参与进去，以趁机牟利。改革意味着改变，也往往体现出利益的重新分配，对于许多不甘现状的人而言，改变就意味着机会，不管是因势而动，还是浑水摸鱼，都需要一个变化的环境。
这样的人，或许谈不上唯恐天下不乱，但绝对是不希望看到一成不变。吏治运动，在清洗不法的同时，尚且崛起了一大批新权贵，税改亦然，这同样是个机会。改革容易出新贵，这其中的机遇可比平时苦熬政绩资历要大得多。
甚至于，有些人心明明对税制改革心怀疑虑，甚至排斥反对，但面上却显得格外积极，表现出十分强大的执行力，对于这些人而言，如何借机实现仕途上的进步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政治理念什么的，没到一定地位毫无意义，至于利益，只要有官有权，什么都会有的……
而赵匡义，显然也属于这样的一类人。
最后还有一批选择坐观局势，左右摇摆，随时可以转变立场的人。事实上，很大一批人，对于改革并没有过于明确且激烈的反对态度，一是在于眼光的短浅，不论流言如何，在切身利益没得遭到侵害之前，是不会有什么过激反应的，实在没必要。
另一方面，则是大汉多年发展形成的一种政治规则，或者说习惯。在刘皇帝当国的这近四十年间，发起并落实的各项政策改革有数十起，每一起都会侵犯到既得利益者，但都一一落实了。
这其中，除了刘皇帝破除万阻，坚决推行之外，也因为刘皇帝的大部分改革，都表现得极有分寸，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改良，既然是改良，不论手段形式激烈与否，都难以掩饰住其中的妥协性，往往留有余地。
经历得多了，大伙也都习惯了，虽然此番税改从一开始都让人感觉别扭，但在没有具体方案出台，没有新政举措落实，没有真实效果的反馈之前，观望是不少人选择的态度。
税改中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就是统归地税，再度加强朝廷对土地的控制，但是，这并不涉及土地所有权这种最为敏感的问题“减租减税”总是比“打土豪、分田地”要更容易接受。何况，即便通过税改，今后的地税如何收，收多少，都还未成定议，都是可争取的。
说到底，这仍旧是一场走温和改良路线的变，虽然触及了土地这种最关键的生产资料，但效果如何还需看后续的发展。
而李昉无法切实有效推动税改进程，自然也引起了方方面面的不满，反对者就不多提了，支持者对其保守的做法不耐，而观望者也因为始终没个定论而感到不安，难得的，李昉竟然到了人憎鬼厌的地步。
李沆
“太初，以你之见，李相所呈条制，有何疏漏，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东宫崇德殿内，太子刘旸翻看完由李昉牵头商讨出的新税初版，沉思良久，抬眼问候在殿下的中书舍人李沆。
虽然刘皇帝让刘旸不要参与此事，但也不是完全不过问，至少改革进展一直关注着，政事堂的诸多会议决策、商讨结果，也会给东宫一份通报。
此时，面对刘旸的问话，李沆端重的面庞间露出一抹认真的思索之色，而后禀道：“以臣愚见，条陈中对于耕地税入的各项规定与细节已然比较完善，然也过于着墨其上，导致忽视其他税务问题。
大汉税收的构成，并不仅限于土地产出，商税、关税的仍在逐年上涨，在朝廷税收份额中越占越大，是不容忽视的。
李相所提税法中，对土之贫富，地之多寡以及土地产出谷物缴税规定，足够详细，但也失之过于详细。过于繁琐，于官不便于施行，于民则不利于缴纳。
因此，臣以为税收计划绝不是越详细越好。对普天之下的纳税农民而言，税制规则越简单越好，需要做到让普通农户更容易理解，土地之外，一作物一税种，实无必要，甚至会给一些不法地方官吏巧立名目、上下其手的机会。
大汉土地，除水浇地旱地区别之外，另有山地丘陵，高原草场，除种植五谷时蔬之外，尚有丝麻棉茶，岂可一一分门别类地区别税收。
对于广大农户而言，以土地为纳税依据，是最简便，最易理解，也方便落实执行，在此基础上的任何扩展都只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对于非粮作物，朝廷如欲加强控制，自可在后续的交易、售卖等流通过程中，进行税收，这可以通过朝廷商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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